人民法院报：行政案件败诉追责当慎重

依法行政是现代法治的核心。郑州市人民政府规定“在‘民告官’案件中，如果行政机关因违法或不当行政行为败诉，那么，政府在追究这个行政机关执法过错责任的同时，还要追究单位行政首长和责任人的责任”，确实会使被追究责任的行政首长和责任人产生“切肤之痛”，能够起到一定的惩戒或者促进作用，但是，片面的追究责任多少会给人一种舍本逐末的感觉。的确，一部《秋菊打官司》的影片把“民告官”演绎得淋漓尽致。但官司胜败与否，原因往往是多方面的，尤其是行政案件大多存在“多因一果”的情况，具有复杂的因素，可能存在认识上的分歧或争议。法治社会的核心是法治，追究责任很有必要，但如果一边大谈依法行政，一边却对那些并非法律责任，而仅仅是认识上的争议甚至政策的把握偏差等问题动辄就追究责任，这是否符合法理和执政为民的初衷呢？所以，一味地对行政案件中败诉的单位行政首长和责任人追究责任，显然有失偏颇。

“民告官”败诉免职的动机是好的，但做法值得商榷。

首先，败诉免职是否具备法律依据？是否合理和必要？如果这种做法超越法律，违背了法治的初衷。如果不分青红皂白的免职，那么会有更多的行政机关会认为“司法机关让行政机关胜诉是支持，让行政机关败诉是添乱”;行政机关向法院发函要法院“以大局为重，不得采信某些证据，不得一意孤行作出某种法律判决”等“史上最牛公函”就必然会层出不穷。

其次，“目的是全部法律的创造者，每条法律规则的产生都源于一种目的，即一种事实上的动机”，“倘若人们求助法律程序来解决争议，那么争执须在某一阶段上最终解决，否则法律程序就毫无意义”。无论谁当行政机关首长，公权力侵权都是不可避免的，这是公权力的性质决定的，即使一把手被免职，也无法避免行政争议或者行政案件的发生。公权力容易被滥用，这是行政诉讼法、国家赔偿法等法律存在的前提。

而且，单位行政首长是政府职能部门的负责人，主持该职能部门诸多工作，不可能仅对某项工作负责，如果仅因某件“民告官”案件败诉就被免职，谁还愿意大胆行使权力、开创性地工作呢？

“民告官”败诉免职很有必要，但不是必须。

坚持依法行政最好的办法就是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。将行政权严格置于法律的约束之下，这才是依法行政的真谛所在。所以，与其“民告官”败诉免职，倒不如规范行政机关依法行政，降低行政成本，于国于民，岂不都有益无害？